读懂建筑业的无字书①

――中国“精益建造”住宅领域应用第一人黄才良和他的工匠精神

来源：中国建设报 2016-11-22

“开题报告”

他，是一个好人！在建筑产品质量饱受诟病的年代，他却始终坚守着“盖房人要想着住房人”、“为百姓建良心房、放心房”的从业信念，数十年如一日。为保工程质量，其承接的某大型广场项目，只因雨天浇筑的最后一根立柱基可能存在的未知瑕疵，在已通过监理单位工程师验收情况下，不惜花费数百万元炸掉返工。因拒绝粗制滥造，在同行四处揽活儿无门的情况下，他却一年就推掉了产值超过6亿元的工程项目，还因不能完全按照自己的意愿把控产品品质，在长达8年的时间里不接一单业界公认的利润最丰厚的政府工程。而当他掌握了当前世界上技术含量最高最精益的建造方式后，却没有用在商品房项目，而是坚持最先应用到安置房项目上。正因如此，常州人买房，只要听说是他带队建造的，心里就有底，该项目的去化速度往往会比同地段项目高出数倍，而空置率却极小。这样的人，被评为“中国好人”，理所当然。心存善念、乐善好施、宽厚待人的人，都算好人，然而，他的好，不仅事关百姓的安居，还直接关系着建筑业的百年工程和质量强国。为行业保一股清流，为国家倡一脉清风，就此而言，他算得上真正意义上的“大好人”。他，是一个匠人！从一名普通瓦工学徒开始，就对建筑业“一见钟情”，在传承传统建造技术基础上，通过自身的不断揣摩和研究，与时俱进地持续创新，到成为一名优秀的项目经理和建筑业科技创新带头人，将一路行来的辛酸深藏心底，惟一的倾述方式，便是他的作品，一项又一项创新发明，一个又一个精品工程。同样是工匠，造房子却很难像雕刻器物的工匠们那样，“巧夺天工”的技艺易于展示，从而令世人惊叹，而造房子的技艺，更多的却是体现在过程中，隐藏在内部，很难被发现。虽然那些百年精品最终能用时光无声地彰显着建造者的那份匠心独运，但那往往已是身后事。因此，从骨子里讲，百年住宅的建造者，堪称名副其实的大国工匠。而他的用心更为良苦，追求的不仅仅是如何让自己成为一名技艺精湛的工匠，更要通过科学的管理方式，用自己累积的宝贵经验和创新成果去培育更多的大国工匠。他所追求的是一门艺术，一种方法论，一把开启百年精品的钥匙，“放之行业而皆准”的工匠精神，而非某种或某几种单一的技术。

他，是一个奇人！有缘结识他的人，多半都会留下这样的印象。抛开“阳湖文派”、“恽南田画派”、“常州词派”发源地，也不谈北宋文豪苏东坡一生十余次途经并最终埋骨于此，仅小小一个区县就“诞生了19位帝王、9名状元和1546名进士”一项，当地读书风气之盛，可想而知。照说，生长在这样一个诗书之乡，经年累月，耳濡目染，自然是“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做诗也会吟”，即便成不了名家大儒，至少读书写字不是难事儿，更何况是出生在新中国。然而，偏偏就有那么一个人，打小生长在这吴文化发源地，光小学一年级就念了三年，勉强上到小学三年级时，依然连斗大的字都不识几个。然而，就是这个连斗大的字都不识几个的普通农民，本着“每天做一件事，每月做一件新事，每年做一件大事，一生做一件有意义的事”的人生信念，却将信息化程度最高的至今世界上只有少数几个发达国家才具备的“精益建造”引进中国，且在住宅项目上成功落地，被业界权威专家誉为“精益建造”在中国住宅领域的最佳实践案例。他，也因此成了名副其实的中国“精益建造”住宅领域应用第一人。个中玄妙，尽在读书之法。不善读有字之书的他，却用数十年的身体力行，读懂了一部中国建筑业的无字“天书”，恰如其分地印证了莎士比亚的那句“一定是实践和实际的人生经验教给了他这么些高深的理论”。

他，就是中国“精益建造”住宅领域应用第一人、“精益建造”才良模式主导者、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中国好人”、常州才良建筑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黄才良，一个同中国建筑业拥有长达45年“血脉相依”情怀的大国工匠。完整地再现他的心路历程和创新之道，将极大地有助于中国建筑业的转型升级和构筑中国梦。为此，中国建设报社政策研究中心成立了“精益建造”才良模式课题，对其人其事进行系统的梳理和研究。

队长生涯：弱肩挑重担

作为传承人类文明的载体――书，发展至今，大体分为两类：有字书，泛指各类纸质书、电子书；无字书，指蕴藏于自然、社会实践活动等万事万物中的信息，通过口口相传或自我观察领悟，也被人称作“天书”。

从古至今，关于读无字书的得失不胜枚举。宋有陆游“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道出了书本知识的浅薄和读无字书――躬行实践的重要性，这只涉及到自身修为，无关性命，而《三国演义》的马谡“自幼熟读兵书，颇知兵法”，临阵对敌时，却只记得“凭高视下，势如破竹”之类的纸上谈兵，而不听王平的再三相劝以及诸葛亮的再三告诫，扎营一个前无遮挡后无去路的小山包，结果落得一个兵败如山倒、斩首示众的下场，也算得是死读有字书的教训。《菜根谭》里“人解读有字书，不解读无字书；知弹有弦琴，不知弹无弦琴”更是直接阐明了不会读“无字书”的后果，不仅“何以得琴书佳趣”，还会导致“讲学不尚躬行，如口头禅”。正因深谙无字书的重要性，周恩来在天津南开学校读书时，才写下了“与有肝胆人共事；从无字句处读书”的自勉联。

其实，无字书本身并不玄妙，跟读者的文化程度并无多少直接关联，最关键的，还是在于读者的悟性和慧根，在于用心，正所谓“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正因如此，黄才良才有可能读懂中国建筑业的那部无字“天书”，而且还写出了一部助力建筑业现代化的有字书――“精益建造”才良模式。

1954年，黄才良出生在江苏省常州市武进区一个普通的农民家庭。这个左邻右舍眼里聪明俊秀的孩子，一到上学年纪却遇到了新问题，不爱读书，光小学一年级就读了三年，厌学程度之深，可见一斑。但谦和敦厚的父母对他却一直不离不弃，直到13岁，才勉强念到了小学三年级。当时班上的情形可想而知，黄才良同班里其他同学站一起，十足的“鹤立鸡群”，越发显得格格不入，成了学校一道“独特”的风景，村民和同学的各种讥讽嘲笑可想而知。适逢文革到来，他的书也就自然无法继续念下去了，不得不辍学回家。

贫寒出孝子。为了替父母分担沉重的家庭负担。1970年，黄才良的父亲在“二五三厂”的维修工程中谋到了一份瓦工队长的活儿，年仅16岁的他便跟在父亲后面做小工。“二五三厂”前身是江西军工厂，虽然到常州后改为民用企业，但是规矩仍然沿袭了军工厂的管理标准，特别严格。不仅要求工程队干活时要保持工厂内外地面干净无污染，还要求施工工具摆放整齐，所以他们在干活时格外小心，每天都要完成很多“规定动作”。黄才良正是在父亲的言传身教下，从入行之初就养成了落手清、工完场净的良好习惯。

每天早晨出工，黄才良都要自带一块铁皮，垫在地上拌砂浆灰。一路上小心翼翼，避免留下一点一滴的砂浆。每天傍晚收工时，他会跟父亲还有师叔师伯们把工具收集起来，归还到仓库整整齐齐地摆放到位。在车间里维修时，他们都会先把车间的机器用布认认真真地盖好，避免机器落灰，收工时再仔仔细细地把刚刚施工的区域打扫干净，才能离开工厂。如今看来，这套严格的施工现场管理流程同当下发达国家倡导的“5S现场管理法”（整理、整顿、清扫、清洁、素养）如出一辙。

这样的瓦工学徒生涯持续了5年时间。1975年，黄才良选择了回村务农，因当时的队长大字不识一个，加之一副坏脾气，管理方式粗暴，而村里的成年人又大都在外面打工，走南闯北讨生活，留在村里干活儿的，基本上都是些同黄才良年纪相仿的年轻人，对队长怨气很大。既然队长难以服众，待人厚道农活儿又干得漂亮的黄才良，很快便在这群年轻人里建立起了威望，被他们推举为生产队副队长，不久便当上生产队长。

当了队长后的黄才良，从村里和农民的实际情况出发，除了公平公正地处理队上的事务外，还以人为本采取了一系列怀柔措施，比如农民可以自由外出打工，只需要按面积上交提留款便是。所谓“面前的田地要放得宽，使人无不平之叹”。识字不多的他虽然没有读过这句话，却通过将心比心的待人处事悟到了这一层。

1978年,黄才良因私自分田地到户一事闹大了，违反了纪律，被乡里调查，幸得村主任提前通知让其连夜外出避风头，才暂时躲过了一劫。队长不当也就罢了，搞不好还会遭受牢狱之苦。如今看来虽是虚惊一场，但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毕竟从此增添了一层心理负担。若非具备“拿得起，放得下”的心胸，只怕人生会就此丧失了前行的动力。所以，此事对黄才良而言，也算得上是“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吧。

既然无法回村干活，索性重操旧业。黄才良的父亲本就是泥瓦匠出身，他出去后还是跟着父亲在各村找活做，边做散工，边学习父亲的手艺和为人处世的道理，渐渐地也积累了一些人脉和经验。这样的日子大概持续了两年时间（从1979年到1982年）。

两年后，初生牛犊不怕虎的黄才良，看到周边村常有学校、厂房之类小工程要做，就想着拉师叔师伯、师兄师弟们一块儿入伙，组建一支小施工队伍，搞搞承包，改善改善生活。虽然他的辈分最小，但是这些师兄师伯们觉得他虚心好学，为人厚道不偏私，都愿意信任他，让他做施工队长，听他的指挥。当时还是计划经济时代，材料都是甲方供料，黄才良的施工队只要出人工干活，因为手艺好、效率高、质量佳，几个工程做下来，不单积累了一些施工管理经验，还获得了很好的口碑。

别看这小小的一个施工队长，在一切论资排辈的计划经济年代，尤其是手艺人里，实属少见。施工队长，意味着必须带头解决施工过程中遇到的所有问题，意味着要比一般队员耗费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去钻研和琢磨。尽管没有什么高深的书本理论知识指引，但针对遇到的具体问题想方设法去解决，这种“以问题为导向”、具体问题具体解决的实践学，其在增长技艺方面的收效，却远超书本知识，诚如德国哲学家费尔巴哈所讲：“理论所不能解决的疑难问题，实践将为你解决”。正是通过这段时间的边做边学、边学边做的磨练，在解决问题中不断丰富自己的专业技能和经验，才为黄才良日后在建筑业方面的超群技能和满脑子的创新思想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因黄才良在任生产队队长时深得民心，加上村主任暗地里也做了不少工作，所以他私分田地一事也就久拖未决，连队长的职务也一直没有被公开宣布撤销。加之没有合适的胜任者，队长一职空缺多年。这让黄才良深深意识到了人心向背的巨大力量，所谓“得人心者得天下”、“人心齐，泰山移”，为他往后如何带队伍上了一堂生动的实践课。他读的无字书，开始从“个人”章节翻到了“世道人心”篇。

一鸣惊人：完胜托利多

上世纪90年代初，随着改革开放力度的加大，城市基建规模迅速扩张，建筑市场随之在很短的时间里一下子扩大了几十倍，需要大量劳动力，而有限的国有建筑企业的产业工人，根本无法满足市场需求，大批没有经过任何合格技术培训的农民涌到建筑工地，成了盖高楼大厦的主力军。众所周知，当时的房地产开发商、施工企业都是些小工头，一个工头就可以负责一栋甚至几栋大楼，因缺乏严格的规范要求和监管措施，使用假冒伪劣材质、偷工减料是常态，离谱的甚至有拿竹竿替换钢筋的，直接导致工程质量问题和安全事故层出不穷的局面。这一时期的中国建筑业，怎一个乱字了得！正是在这一行业背景下，黄才良却坚持要“造良心房、放心房”，不被人骂成“傻帽儿”才怪。

因不肯偷工减料、高估冒算，所以随后的四五年时间里，尽管黄才良每天凌晨4点钟起床，骑着一辆破旧的自行车满常州城跑活，半夜才回家，但他的承包活儿却一直处于亏损状态，惟一的收获，就是积累了丰富的现场管理和施工经验。不管遇到多大的难题，每次他总能想出法子解决问题，如期完成业主委托的任务，虽然这些收尾工作利润还是不高，却积累了丰富的人脉，赢得了信誉，良好的口碑开始在业内传播开去。其间，因接手修建站遗留下的职工宿舍工程，逐渐获利，拉平了之前的亏损。比如龙虎塘修建站留下的芦墅桥设备安装公司3栋职工住宅工程、位于北大街的建设局综合办的职工宿舍、西林修建站留下的机电宿舍工程。

“不谋万世者，不足谋一时”，当同行们都还普遍沉浸在粗制滥造只求数量不求质量时，黄才良先走了一步，开始一门心思打造属于自己的品牌，坚持走精品工程的线路，建造百年住宅。苦出身的他深知老百姓对于住房以及住房品质的期盼，为了拥有一套住房，往往需要耗尽一家人甚至几代人的积蓄方能如愿。别人怎么做，他不想去管，也管不着，但至少他可以从自身做起，只做精品，为老百姓造良心房、放心房。

当时的武进县建筑安装公司领导正是看到了黄才良做的活儿，觉得很满意，才主动将业务委托给他。虽然第一个合作项目只有2000平方米，一个只有三层的菜场，但却是一个从头到尾负责到底的完整项目，不像以前那些收尾工程，只是局部介入。鉴于黄才良娴熟的现场管理和施工经验，在保障品质和工期的前提下，该项目开始有了一定的盈利空间。所谓管理出效益，这也让他深深体会到了通盘考量项目施工的好处，逐渐跳出匠人的思维，从管理者的角度考虑问题。正因如此，黄才良才会信心十足地在并不被当时地方政府主管部门领导看好甚至备受质疑中，大胆接下了中美合资的托利多工程。

原本就不喜多言的黄才良，虽未读过“遇事只一味镇定从容，纵纷若乱丝，终当就绪；待人无半毫矫伪欺隐，虽狡如山鬼，亦自献诚”的有字书，却深谙“事实胜于雄辩”的无字书道理，他决心用事实对那些质疑声进行有力回击。

“没有金刚钻，不揽瓷器活”，黄才良在接触该工程后，心里早就打定了主意，他打算充分借鉴美式管理模式，发挥统筹协调、垂直管理的优势。先把三个工种的管理权都集中到自己一人手中，虽然三个工种都有专门的带班人员，但主要负责协调工作。当时的业界普遍的施工进度是晴天7天完成一层楼，但黄才良采取了雨天搭棚进行室内作业的方式，实现了6天完成一层楼。当时施工现场的机械化水平还不高，为了抢抓进度，他便让三个工种同时开工，木工晚上做钢模。托利多工程当时包工包料的价格为每平方米50元。皇帝不差饿兵，为提高工人干活的积极性，黄才良采取做完一层楼直接支付现金的做法，每人一层10元钱，这在当时拖欠进城务工人员工资现象几乎是常态的状况下，真金白银“现过现”的刺激作用可想而知，不仅工程进度跟上了，工程质量也远比市内一些大公司的要高出很多。

黄才良的创新管理方式，不仅如期按美方提出的要求完工，成功组建了自己的团队，而且在质量方面更是赢得了美方的高度认可。黄才良又一次用行动证明了自己的本领，最初质疑他的地方主管部门领导，不仅开始对黄才良刮目相看，还特意组织了一场全市范围的观摩学习活动，开始主动为黄才良介绍业务，这其中就包括后来获得鲁班奖的红梅西村项目。美方也因这次合作，主动将后续的厂房建设工程项目委托给黄才良做。

正是这个托利多工程，为常州市赢得了建筑业的第一块省优金牌，在全市引起了极大的反响。过硬的技术、良好的信誉浇筑的品牌效应，开始产生价值，苦尽甘来，黄才良所在的公司利润从此开始快速翻番。不少大项目的建设方都主动找上门来寻求合作，比如此后承接的世行招标的三角场增压站、二院住院部和技工学校三大项目，其中的常州二院建筑面积高达14000平方米，在上世纪90年代初的建筑市场尤其是市县一级建筑市场，算得上名副其实的“大块头”。虽然同样是队长，但此时的黄才良，已不再种庄稼，而是改“种”建筑，却同样获得了丰收。

（后接本报25日第4版《决策参考》）

■刘宏伟 （中国建设报社政策研究中心首席研究员）